中央财经委会员会8月26日召开的第五次会议指出，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所以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城市发展方向的再次定调。这也意味着，接下来中国将迎来二次城市化浪潮。
那么，今后中国的二次城市化浪潮将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和格局？
从1949至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0.64%几乎一路单边上扬（除上世纪60年代少数年份外），2016年达到57.35%，但自2013年始，城市化率的增幅陡然下降，增速明显放缓，趋于平稳。
专家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城市化经过前期高歌猛进后进入中高速平稳推进的后半段所致，吻合西方经典的城市化路径。
事实上，无论从背后推手还是中国特殊国情角度，决定着中国城市化注定无法走完西方经典路线。
如京沪城市化率已趋于饱和（分别为86.35%和89.6%），而广大三四线城市仍远落在后面，鉴于巨大的离散度，在城市化过程中，“过度”与“不足”并存。
改革前半段，中国GDP得以一跃而成世界老二，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城市化的主战场。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要达到60%，而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基本都在80%以上，因此，中国城市化还远未到后半段。
如果说一次城市化是将乡村变成城市，那么二次城市化则是将城市变成都市，中国将迎来更为猛烈的第二次城市化浪潮，不仅是上一轮城市化的版本升级（对以往城乡割裂的历史回摆），更将从六大新维度铺展开来。
第一，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
北上广深这四个人口千万级的超级特大型城市，其城市发展并未如舆论普遍认为的那样已经走到尽头，而是转战至外围式发展。
外围式发展反映了全世界特大型城市的一般规律，当年美国纽约、芝加哥等曾纷纷呈现企业、人口郊区化特征，“到中心城区几十公里以外的小镇上去”成为趋势，即为明证。
在当今互联网经济的推波助澜之下，由新经济、新科技、新能源“杂合以治”的新兴产业为特大城市“二次崛起”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动力，外围式发展将更加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北京这些年来摊大饼式扩张，人口过度集中使得首都变“首堵”，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交易成本剧增，大大削弱了城市高效配置要素的能力。
因此，雄安新区横空出世，有其现实理由。而上海仅仅6300平方公里，也根本容不下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某种意义上，超级大城市这种收敛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内部已无法支撑其发展，势必向外围突破。
伦敦、巴黎、东京都已走在了前面，尤其日本学习大伦敦规划的绿化带计划，在东京都外圈地域用绿化带将城市、人分隔开来，不允许兴建住宅，最终形成中心城区—绿化带—卫星城市的空间模式，一定程度上，国内一线城市都将走上这条发展之路。
未来，“市中心体现特大城市的繁华，外围体现特大城市的实力”，将成为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的新特色。特大城市的二次城市化，除了自身获益外，更能辐射带动整个周边城市的崛起。
第二，大城市核心功能釜底抽薪。
所谓大城市，在中国，指的是二线城市及省会级城市，人口几百万、近千万，其核心功能将发生釜底抽薪式的重大变化，即从制造业重镇到体验经济的肥田沃土。
当然，这种颠覆并非自说自话、凭空而生，而是由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并与新经济时代城市核心功能异化密切相关。
对31个省市而言，省会级城市核心功能的颠覆与创新，意味着旧的经济模式被抛弃，新的经济形态应运而生，新旧切换之间，实现增长替代。
第三，县级市区域联动。中国约有2800个县、660座城市，几乎每个县城都面临“3+1”个变化。
“3”是指三大交通网络：机场、高铁、高速公路，“+1”是指加上互联网。这“3+1”个变量，将引领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大变局，市场经济马太效应显现，县级城市大洗牌及产业结构大调整将不可避免，有些会顺势崛起，有些则加速被虹吸、被边缘化。
在此过程中，县区经济将从各自为政的“孤岛”，在“3+1”驱动下进入“联动”时代，以基建、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城乡规划、环保“五个一体化”为抓手，统一大市场将倒逼僵化的行政壁垒“分崩离析”，从而促进政府与市场界面转型提速；地区间资源整合与产业分工协作等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区县联动将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四，成千上万个特色小镇成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主要载体。
未来农村经济增长点在特色小镇。目前，全国有建制镇约1.8万个，成规模的乡镇约2万个，二次城市化要解决近4万个乡镇的经济发展问题。
按照规划，到2020年，建设1000个特色小镇。每个镇行政区划一般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具有城市形态的核心镇域约2至3平方公里，基本实现需要3年投资50亿元人民币，仅一千个特色小镇投资总额将达到5万亿元人民币。
而未来二三十年，4万个镇都将发生类似的重大变化，对 GDP的支撑力度不可估量。
二次城市化中，特色小镇将成为城乡经济勾兑的枢纽。被树为典型的特色小镇，没有一个是与城市经济毫无关联的，相反，越是成功的，越是充分利用了城乡经济相融合的梯度红利与创新红利。
同时，新经济需要新空间，新空间也乐于接纳环境友好的新经济，特色小镇自然成为新经济的制高点。此外，特色小镇集产业、旅游、休闲、消费等诸多体验经济元素于一身，恰好是商业投资新的切入口。
第五，湾区经济大行其道。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约60 km的范围内，人口在250万以上的城市有2/3位于潮汐河口附近。
据世行统计，全球60%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而几乎发展条件最好的、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湾区。若以2010年GDP计算，将湾区视为国家，那么东京湾、纽约湾、旧金山湾在全球国家的经济排名分别为第9位、第14位和第23位。
事实上，中国的地缘处于陆权和海权之间的枢纽位置，注定陆地、海洋齐头并进，湾区作为大陆与海洋的接驳地，恰恰就成了海洋补课的绝佳载体。
就湾区经济产生的时代机缘而言，前三轮世界湾区的诞生逻辑上看实体贸易，并追随世界工厂的转移，从美国到日本，如今再到中国，也自然合情合理。
“粤港澳大湾区”宏大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未来由沿海单个城市的发展迈向连片式发展，类似美国旧金山的湾区经济，将在粤港澳、杭州湾、渤海湾开始加速推进，整个沿海地区迎来二次城市化新亮点。
第六，超级都市圈近一半在中国。
在发达国家，“都市圈”经济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最明显的特征，并且是一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增长极”。
“都市圈”经济首先出现在经济较发达的一些地区，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城市为核心，以圈域内若干个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城市为次中心，进而辐射周边区域。
一定意义上，这是特大型城市外围式发展的进一步延伸。美国战略学家帕拉格康纳在他的《超级版图》一书中提出：到2030年，全球将出现50个超级城市群（圈）。而据中国十三五规划，未来10年，中国将重点打造20个超级城市圈，这意味着未来全球50大超级都市圈，近一半来自中国。
借助这20个超级都市圈，中国经济由点状拉动到组团式发展，有助于构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及二次城市化的先行地。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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